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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滁州地域文化命名浅见——我爱滁州之五十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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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2-11-5 09:1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规范滁州地域文化命名浅见
——我爱滁州之五十六
        文化是一个区域和城市深层次的根基。探讨滁州文化的特色,规范滁州地域文化的命名,既有利于地域文化本身的传承弘扬,也有利于树立“文化滁州”的品牌形象,有助于宣传滁州、推介滁州,提升滁州文化品位和知名度,对于推动滁州经济增长、增强综合实力、参与区域竞争、培育人文精神,作用将越来越明显。

         滁州不是没有历史底蕴,也不是缺少文化传承,而是缺少对地域历史文化的总结、提炼和培育。以滁州现有的文化命名为例,大体归纳为醉翁文化、明文化、儒林文化、孝文化、红色文化,个人以为缺少规范和严谨,理由如下: 醉翁文化定义模糊,内涵不清楚;明文化的说法太过宽泛、不够精确;“儒林”二字本是明万历年间一个戏曲剧种,现在仍然是闽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所以鲁迅先生在评价《儒林外史》时指出“机锋所向由在士林”,而非“由在儒林”;二十四孝发生地不独滁州一处,代表性不是最强;红色文化的命名也需要进一步挖掘历史和延伸其时代内涵。

       滁州地域文化必须是滁州地方文化的代表和精华,必须是滁州在国内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品牌,地域文化的命名应该是滁州地域文化的科学称谓。归纳滁州人文历史,能够体现地域文化内涵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:

       一是仁政文化。
代表人物首推北宋欧阳修,虽然被贬来滁,但他“国恩未报惭禄厚,世事多虞嗟力薄”,放下个人恩怨,关心民生疾苦,宽简治政,倡导农桑,筑城强兵,勤勉于政事,绝不懈怠,积极追求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。“与民共乐,刺史之事也”,只有政通人和,百姓安居乐业,才能“负者歌于途……往来而不绝”,滁人出游之乐,实乃欧阳修的政绩之乐,欧阳修并非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”,而是以山水为酒,陶然于苍生。

       其他代表人物还有东汉时全椒长刘平,缩建城池结余官款救济灾民,引发了“正月十六走太平”千年成俗;唐朝诗人韦应物到滁州任刺史,恪尽职守,清廉正直,“身多疾病思田里,邑有流亡愧奉钱”,被范仲淹誉为“仁者之言”;南宋右丞相董槐在江州任上,说服手下官吏,破例用储备军粮救济流离失所的灾民,灾民得以重返家园;南宋词人辛弃疾出守滁州,请免赋税,恢复生产,修街兴市,奠枕忧国;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来滁出任南太仆寺少卿,辟室讲学,门生遍地,传知行合一之术,授安邦定国之策,滁州“尊阳”成街,矗立东关至今;明代滁州知州陈琏因为治理滁州有功,朝廷准备提拔陈琏到京城重用,滁州老百姓往京城上书要求陈琏留任。皇帝听从民愿,升陈琏为扬州知府,仍掌滁州政事,就这样陈琏在滁州,一任便是十九年,如此长时间在同一地方任职实属罕有,传为一时佳话;清朝全椒人薛时雨出任浙江嘉兴知县,减税赈灾,时人称颂“清官者,首推薛嘉兴”;当代挂职村官沈浩为了小岗村发展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透过跨越时代的一串串名字,体现的都是心系民生、与民同乐的仁政遗风。

       二是皇城文化。
代表物证是皇城四景,也就是凤阳县明中都城、明皇陵、鼓楼、龙兴寺遗址。透过华夏文明史,中华民族以汉文化立世,始于汉朝,成于唐、宋,但疆土时而统一、时而分裂,壮大形成现代格局的国家是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,而这五个朝代,除了明以外,都是游牧民族。在形成今天中华民族的进程中,明王朝穿插在游牧民族中间,奠定了当世中国的雏形。用中国现代的观点看,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萌芽,都是明代就开始的,因此明朝的重要性不管从政治上、经济上看都十分突出,这样的一个朝代,它所体现的物质文化最突出的就在都城,要认识中华民族完整的历史,明中都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个都城遗址。明中都城的建筑继承宋、元传统,开创明清新风,布局气魄恢弘,建筑技艺高超,成为后来改建南京和营建北京的蓝本,虽然历代都城都有建筑,但形成完整制度化的都城建筑是明清时的北京城,因此明中都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国内无出其右。中都皇城沿中轴线对称布局,按“左祖右社”序列开建,这一点甚至影响到建国初张开济先生设计的,西为人民大会堂,东为历史博物馆的建筑布局。

       明皇陵作为明代最早建置的帝陵,借鉴唐、宋陵寝制度并加以创新,在中国古代帝陵建筑史上,开创了明清陵寝制度的一代新风,代表了明初建筑和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,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500多年帝王陵寝的形制。

        三是士林文化。
士林即文人社会团体,就是知识分子的圈子,《儒林外史》是一部封建未世“士的百科全书”。以往经史上记载的大多是士林上限代表人物的精神世界,亦可称之为士人的理想层面,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,而吴敬梓所关注和烛照的大多是八股制度下“士”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,是普遍的境遇与心态,也差不多是这个群体的下限状态,是金字塔的塔基部分。《儒林外史》的生动描绘,使小说成为中国古代
讽-刺文学的典范,对人性尊严、对生命终极意义进行了深刻思考。《儒林外史》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,而且对现代世界文学也有深远的影响,《儒林外史》已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等多种文字,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。

        四是军事文化。
“北出钟离,则可以震徐、泗;西走合肥,则可以图汝、颖;而南下历阳,东收六合,则建康之肩背举矣”(《方舆纪要》),地处江淮要冲的滁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代表事件有春秋时期吴国和北方诸侯集团在钟离结盟,拉开了吴、楚争雄的序幕,钟离结盟实现了大国邦交,形成了前三国时代,江淮之间开始有了“吴头楚尾”之称;三国时期成为魏、吴两国的必争之地;西晋末年,琅琊王司马睿寓居滁州,励精图治,最终建立东晋王朝,后来又成为东晋抗击前秦的战场;南北朝时期成为北魏与梁、齐等反复争夺的地区;五代十国时期,后周将领赵匡胤成功偷袭清流关,攻破南唐江北屏障,得以加官进爵乃至黄袍加身,滁州成了大宋王朝肇基之地;南宋时,这里又多次成为抗金战场;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,一代豪杰朱元璋堀起于皖东,滁州成了大明摇篮;明末兵部侍郎卢象升率军与农民起义军高迎祥部激战珠龙桥,留下了刀光剑影;新时期在三界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军事合成训练基地,打造成了东方欧文堡。

       五是红色文化。
代表事件是淮南抗日根据地和小岗村大包干。1939年,新四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挺进皖东,很快打开敌后抗战的局面,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和以来安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西、路东两块抗日根据地。通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,发展抗日武装力量,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,至1944年建立了华中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--淮南根据地,使整个华中地区抗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淮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**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,曾经是中共中央中原局、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,是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重要支点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

      小岗村的改革是农民自发的行为、改革方式十分彻底,是一次本质性的突破,被邓-小-平称之为“农民的伟大创举”,拉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幕,无论历史如何变迁,小岗村改革里程碑式的“起点意义”都会永放光辉。

       体现滁州文化的元素还有园林文化、孝悌文化, 以及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,但未能形成代表滁州地域的文化现象。

       综上所述,个人以为仁政文化、皇城文化、士林文化、军事文化、红色文化等五种文化更具有代表性,建议通过深入研究和认真挖掘,把上述五种文化作为滁州传统地域文化的五大品牌加以规范命名、发扬光大。

       大到国家,小到滁州,只有知根知底,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自觉。滁州地域文化特征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,我们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,以“文化自觉”为意识,群策群力,研究和提炼滁州地域文化特征,强化文化认同,培育文化意识,设计、规划、提升滁州文化品位,发展滁州文化产业,促进“文化滁州”建设,真正提升滁州软实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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