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滁网友，好久不见。
程晨的习惯性拒绝，很难接受很多外界事物，是因为她的性格有道裂缝。
五岁那年，她开始经常做梦；七岁那年，她的母亲在一个平常的早晨出了门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过家；八岁那年，程晨问父亲：“妈妈呢？”
父亲听到程晨问母亲的去向，恶狠狠地回道：“你妈死了！”
死了？
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，还不能够完全明白，失去母亲对于她今后的成长会有什么的影响。但她知道，死亡意味着失去，意味着她和别的同学不再一样，她比别的同学少了妈妈。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同学们开始意识到，程晨的状态和从前不太一样，她再也不愿意张开嘴巴和别人交流，即便交流，也紧张地说不完整一句话。
同学们也开始察觉，再也没有见过程晨的妈妈。
程晨的妈妈谢川萍在和程晨的爸爸“结婚”之前，有过一段十年的婚姻，还有一个孩子。
1992年，经人介绍，谢川萍背井离乡，离开四川老家，到了滁城，认识了张维民。
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步骤繁多，事情繁琐，1992年，张维民从他的母亲那里要了个缝纫机，又找亲戚熟人打了一套新的衣橱和写字台，还没有来得及把赊账的家具钱还清，就和谢川萍把婚结了。
张维民还有一个弟弟叫张维军，比张维民小三四岁。张维民结了婚之后，次年生了儿子，给他取名阿飞，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阿飞能够从普通寻常百姓家出人头地，一飞冲天，过上好的日子。
随着人口增加，给本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一些生活的压力。一家不容三家姓，不分家门不安静。在母亲兰芝，也就是阿飞的奶奶要求之下，张维民和谢川萍带着一岁的阿飞从大家庭中分了出去，也就是分家了。
从前，为了避免家庭矛盾，减少家庭内部的争吵，在农村地区，结婚后大多数会进行分家，其实就是分开居住，经济独立，土地再分配。因为穷，很多家庭会因为钱而争吵，也就是穷吵。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，吵架的频率会渐渐减少。
因为兰芝还有一个小儿子，分家的时候并没有给张维民一些积蓄，只是在张维民再三的坚持下，把家里唯一的一台缝纫机要了过来。
从此，一家三口便开始准备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。有了三亩良田，两间小屋，一台缝纫机，原本只要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，生活也能够奔小康。
但老儿子大孙子，老太太的命根子。
从前，人们普遍早婚多育，很多女性在二十岁之前就结婚生子，一个女人可能会生下十多个孩子。由于从前的教育资源有限，人们的财富和经验往往是通过长期的生活积累起来的。
因此，年纪越大，财富和经验越丰富。老人们常以此说服年轻一代：“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，你懂什么？”
在大家庭中，老人对众多儿孙并非平等对待，他们往往更偏爱老儿子和大孙子。这种偏爱并非仅仅出于亲情，更是出于一种投资的心态，是为了自己的晚年生活有所依靠。
以一个例子来说明，如果一个女性二十岁生子，那么她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大儿子。等到她年老，七十五年的时候，大儿子也已经五十五岁了。由于当时的生活条件，人们的寿命普遍较短，健康状况不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需要帮助，年迈的大儿子可能已经力不从心。
那么，我们再来看看老儿子。按照当时的生育习惯，女性在四十六岁之前都属于生育年龄。如果老儿子是女性四十五岁时所生，那么到她七十五岁时，老儿子只有三十岁，正值壮年，是老人最依赖的力量。再来看大孙子，当老人七十五岁时，大儿子五十五岁，大孙子则是三十五岁。
对于老人来说，大孙子也是重要的依靠。而小孙子则不同，当老人七十五岁时，小儿子才二三十岁，他的孩子最大的也只有十岁，显然是无法依靠的，年龄更小的孙子更是如此。
故而，兰芝心里跟明镜儿似的，清楚自己的命根子在何处。每次逢年过节，但凡有好东西、美味佳肴，她首先惦念的便是老儿子张维军和大孙子阿飞。平时吃饭，若有好菜好肉，她也定会把分家出去的大孙子阿飞唤来共享。
这样的场景持续了三四年。
从外地嫁到滁城的谢川萍心中总是充满了不满和怨恨。每当她看到张维民的弟弟享受着美酒佳肴，或是兰芝将珍贵物品送给张维军时，谢川萍的内心便会燃起熊熊怒火。她觉得自己的丈夫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而这种不公正是对她自尊心的一种无情践踏。
于是，她开始和兰芝争辩，希望兰芝一碗水能够端平。但谢川萍多次的挣扎反抗和据理抗争，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变化。争吵和唾骂等负面情绪并没有让她感到满足，反而使她的心情愈发沉重。
这种沉重的心情不仅积压在谢川萍身上，也积压在她的丈夫张维民内心深处。二十多年的日子，他比谢川萍更明白这种处境和心情。
九岁那年，张维民想吃锅里最后一小块锅巴，他走进厨房，一锅、一桌、一个破旧的碗厨，地上的猪食桶里还装着前几天煮好的红薯。张维民搬着个小板凳，小心翼翼地放在锅灶前，站上板凳，打开锅盖，他看见了锅里最后一块锅巴，那可是农村大铁锅煮饭后留下的精华！锅底的米饭在几把柴火的加持下变得金黄酥脆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对于很多孩子来说，这就是他们童年时最爱的美味之一。
这时，弟弟张维军跑了进来，跟哥哥说：“我还想吃锅巴。”张维民站在板凳上俯瞰着弟弟，他回答道：“还剩最后一块，我们俩一人一半，好不好？”弟弟：“不行，锅巴太小了，我要吃。”弟弟一边说，居然一边哭了起来。妈妈兰芝听到厨房里的哭声，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兰芝看着眼前的两个孩子，问了弟弟为什么哭，了解了一下情况，然后将锅里的锅巴拿出来递给了弟弟。
张维民气得跺脚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突然，他的泪水像喷泉一样，汹涌而出，一边哭一边抱怨母亲的举动。然而，兰芝并没有安慰他或解释为什么给弟弟。相反，她狠狠地扇了张维民一巴掌，打得他脸上火辣辣地疼。更糟糕的是，那颗每天都在摇晃、快要换的门牙，也在这一巴掌下彻底脱落。
从那一刻起，张维民对母亲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明白了母亲的爱是有差别的，有深有浅，有高有低。阿飞十岁那年，父亲患病。妻子川萍和母亲兰芝的一次又一次抗争，没有敲醒兰芝，反而一次又一次的击打着阿飞父亲的内心。
长时间的郁闷心情终于在一次川萍和兰芝的争吵中停滞。阿飞父亲被送进了医院。因为气滞血瘀，肝气郁结，身体被长时间的负面情绪积压，父亲得了病。
十岁的阿飞看着医生的脸，听见医生告诉母亲谢川萍：“肝癌晚期。”
从前的农村，谈癌色变，癌症等于死亡。在谢川萍和兰芝的又一次争吵中，阿飞的父亲去世了。
留给阿飞的没有什么遗产，只有十岁之前，每次跟着父亲去田间地头的记忆。
从前的早晨，父亲会带着阿飞去水稻田里回收前一天放进去的黄鳝笼子，把笼子全部回收，在屋子的门前进行整理倾倒。
每次倾倒时，都会围着许多周边的孩子，看着这些活蹦乱跳的黄鳝，孩子们不但没有一丝害怕，反而是手舞足蹈的高兴，大的，小的，小鱼，小虾，每一条笼子的打开，带来的都是快乐。
甚至有几次，倒出来的不是黄鳝，是蛇，孩子们反而惊奇和兴奋。
也许这就是生命的力量，能够活着，活蹦乱跳的活着，总比死的好。
但阿飞的父亲确实是离他远去。
后来，阿飞的母亲也离他远去。
人的姓名是一个代号，有的人代号好听，有的人代号一般，就像吉祥数字一样，人们总是爱惜自己身上的所有羽毛。
阿飞的奶奶名叫兰芝，至于姓什么，徐思思不得而知，就像徐思思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外婆姓甚名啥。
姓名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只是一个代号，随着生命的逝去，这个代号便消失不在。
现在，阿飞的父亲消失了。
消失前的那些日子，阿飞至今回想起来，依旧历历在目。
2002年的10月2号清晨，天空中飘起了濛濛细雨，张维民像往常一样，穿上雨靴，披上雨披，带着一个破旧的草帽，挑着个空担子准备出门去收集前一天放出去的黄鳝笼子。
十岁的阿飞正是放国庆节假期，也想和父亲一同出去收黄鳝笼子。父亲抬头望着濛濛细雨的天空，低头对站在门口的阿飞说：“天空快要下大雨了，田间地头的路不好走，很滑，你就在家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”
阿飞站在门口对独自一个人出门的父亲说：“你一定要快点回来！”
十月的滁城，秋高气爽，早晨的雾气悬在一块块稻田中夹杂的池塘上空，金黄的稻谷叶上，露水还没有被刚出来的晨曦带走，空气中还有泥土散发的味道，夹杂着青草的香。
张维民挑着担子，收了几个笼子，前方的田埂上有一处人工挖出的，可能是为了放干稻田里剩余的水，准备收割稻谷的缺口。张维民一个跨步，脚跨了过去，但由于挑着担子，重心不稳，加上雨天草滑，张维民带着担子、笼子，重重的摔在稻田边上。
雨下的越来越大，雨水直直的砸在躺在土地上的张维民脸上，张维民手撑着地，试图爬起来，但肚子的一阵剧痛，让张维民又躺了回去。张维民一手握着挑担子的扁担，一手捂着肚子，他感觉这种痛和平常的猫抓狗咬的瞬间痛感不一样，此时的痛是像有人拿着针间歇式的扎在张维民的腹部，每次扎几分钟，停下来后，还没等张维民喘过来气，又继续接着扎。张维民躺在地上，疼痛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，含着血丝的眼球在眼眶中转来转去，泪腺分泌的体液夹杂着雨水。
雨下的越来越大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张维民听到有人呼喊：“维民，维民，你在哪？”虽然距离很远，但张维民一下就分辨出是认识了十年的妻子，谢川萍的声音。
跟在谢川萍的声音后，还有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在哪？”
阿飞孩子般纤细的声音划破长空。
在谢川萍的帮助下，张维民重新站立起来。阿飞说：“爸爸，我扶着你。”
（未完待续……）
发表于 2024-10-15 16:30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