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存的神道碑 神道即墓道,神灵之道。神道碑,立于墓道前的碑,记载死者姓氏、官职、生平事迹。它和墓志铭不同。墓志铭是安放在墓穴里的,藏在土里,供后人考古;神道碑是立在墓前的,显露在外,让今人瞻仰。 孙存在嘉靖二十六年丁未(1547年)秋七月病,安葬在腰铺的鳌鱼塘。嘉靖三十三年甲寅(1554年),孙存逝世7年,他的弟弟杭州府知府孙孟(字端甫,号环山)为他整理出版了遗稿《丰山集》四十卷,分别请书法大家文征明、南京太仆寺少卿章焕为文集写叙。又请吏部尚书、滁人胡松为孙存写行状,请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治(号龙湖,茶陵县人)为他写墓志铭,请兵部尚书王邦瑞(号凤泉,河南宜阳人)为他写神道碑。因为孙存的儿子十五岁就夭折了,晚年过继一个孙子叫世续,孙存去世时还年幼。所以,孙孟为哥哥做了大量的后续事情。 为孙存写神道碑的王邦瑞(1495—1561年)是河南宜阳人,正德十二年(1517年)进士,是个生性刚直的人。1553年任兵部尚书时被人诬陷,落职除名。7年后官复原职,不久去世。卒后,嘉靖皇帝亲往吊唁,恸哭“苍天非兮,玉柱倒;大地叹兮,金梁倾;寡人哀兮,卿长逝;卿有灵兮,忧朕躬”,赠封其为太子少保,谥号“襄毅”,有《王襄毅公集》传世。 王邦瑞写孙存神道碑时,是被构陷罢官在家的第二年。与胡松写的孙存行状不同。胡松是来安人,和孙存算是老乡。他比孙存小12岁,是小弟,初入仕途的时候,孙存对他多次关照。所以,在他写的孙存行状里,是悲伤,是哀悼,着重于叙事。而王邦瑞只比孙存小4岁,两人性格相同,嫉恶如仇,是志趣一致的好朋友。他在这篇神道碑文里,热情赞颂孙存文武双全的才华,刚直不屈的气节,抒发了对当道奸臣的愤懑,怒火在整篇碑文中燃烧。 碑文的第一段,说明写作的缘由:孙孟与世续“千里遣使,来请于余”。 第二部分,承接“余固素知公”,写他与孙存的交往。嘉靖乙酉年(1525年)王邦瑞来滁州任知州。《滁阳志》对他有记载,说他正直严明,清廉耿直,一心在奉公而已。在滁州期间,他免除积欠的赋税,减轻已有的税收,开辟丽泽馆,挑选三十名优秀书生读书,供应他们食物、笔墨,还经常去授课,检查他们的学业。 那时,孙存丁父忧在家,与他结为好友,经常往来。王邦瑞有诗《孙丰山别业见梅有怀故园》:“吏情能得簿书闲,春日初登郭外山。地胜主人为别业,梅开邀我破愁颜。垂垂漫忆乡园色,隐隐如看水竹间。千里有怀忙聚散,对君又向月明还。”孙存有诗《同王凤泉赏牡丹限支字》:“洛下闻千种,尊前讶一枝。鼓声催烂漫,月影共离披。掌上疑擎露,腮边欲洗脂。洞箫清夜发,相对涴芳蕤。” 在孙存丁忧期满离家去长沙上任时,王邦瑞也有诗作为孙存送行:《瓜州送孙丰山北上》《送孙丰山之任长沙》。看来,孙存上任走的是水路,沿清流河入长江,到瓜州,顺大运河北上。王邦瑞一直送到瓜州。可见,两人之间感情深厚,惺惺相惜。 此后,两人常有书信往来,也曾几次见面话旧。孙存有一封信《寄王凤泉巡抚书》:“两过洛,不喜于得参埋轮,而喜于登堂话旧,固二十年中奇遇也。荷蒙款饯至教,绸缪益固矣。归投冗俗丛中,未暇修谢,乃荷手翰,赐志稿。拨冗一披,则寒门四世具在。先曾祖、先祖俱蒙大笔述赞,此不朽之德也。岂胜感激,容抄一部,藏之家庙,更待修志之日续之,谅汝茂终当深让于师也。原本更容奉纳。归心前已面布,伏乞注记而默相之。不备。”(《丰山集·卷四十》)看来,王邦瑞曾编写滁州志稿,记述了孙存家四代人。 这一部分,不是仅仅追述二人友谊。他还写道,河南人思念他。孙存离开河南十年了,河南人在受难时还会呼唤他,“号泣呼公,如世称包孝肃者”。北虏来犯,朝廷内外缙绅也思念他:“莫不曰安能起孙丰山于九原,使破此风波”。用衬托的方法,写朝野对他的思念,赞颂孙存的才干与正直,强调孙存的刚直与才能无人能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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