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两期分别说道：欧阳修知滁州任内，就曾在信中把丰山方位误作“州城之东”；离开滁州十年后写下那篇质疑《滁州西涧》的短文时，又把丰山说成在“州城之西”。与此同时，韦应物诗中的西涧在欧公笔下就变成了“北涧”。
对于如此出类拔萃的一代宗师来说，欧阳修为啥两次搞错了方位？其原因真值得琢磨琢磨。
在滁州任上他给梅尧臣写信时，已经是两次作亭记、一次致信其“上峰”韩忠献王(即韩琦)第二年的事了。而且梅尧臣是其挚友，此种私人信件难免率性而为，而且又不是写亭记那样的正式场合，于是就不再那么字斟句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，那就是因病痛折磨而导致的力不从心、无暇多顾。正如欧公同年写给梅尧臣的第二封信中所说：“今春来颇觉风壅，亦不能剧饮如往时。”所谓“风壅”，用大白话说就是：头晕脑胀、鼻塞目眩、浑身酸软、昏昏沉沉。
这些因素的叠加，把丰山方位笔误为东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至于离滁十年后作跋文时又搞错方位，情形又有所不同。除了时隔多年、印象模糊的客观因素之外，其心理因素——知滁州时方位参照物已经南移，也是不容忽视的：
首先，是政治文化重心南移了——欧阳修之于丰乐亭，乃组织修建并亲自题记者，且“于滁人往游其间”。欧公更是经常到醉翁亭会客、饮酒、赋诗、处理公务，并留下了享誉后世的《醉翁亭记》。所以说，滁州政治文化重心那时已从州衙显著南移了；
其次，是情感心理重心南移了：——一来醉翁亭系琅琊寺的住持智仙专门为其修建，想必欧公心中何其受用，难免陶醉其中。二来，正像《丰乐亭记》所说：“修之来此，乐其地僻而事简，又爱其俗之安闲，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听泉……”所以，欧阳修不怎么官署公干而是到城外南游，就成为了日常生活，其情感心理重心也随之南移便在情理之中了。
上述两个层面的南移，无疑会对欧阳修的方位判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——任职滁州之初，自然而然以州城甚至是以其子城（现滁州三中一带）为参照；双重南移后，参照物无形中改为了以丰乐亭尤其是以醉翁亭为代表的新活动中心。如此一来，西涧确实就成了“北涧”，丰山也确实就变为“西山”了。
欧公第一次搞错丰山方位，只是在私人信件中，其影响理应不大。但在其专门质疑《滁州西涧》的短文中把西涧说成北涧，可就影响了后世千百年。
发表于 2026-8-17 09:19
